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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我国古法“亲亲相隐”对现代刑法中容隐制度

发布日期:2016年09月23日    阅读次数: 次  来源:未知  

文章字号:    标准          文章字体:  雅黑  宋体

论我国古法“亲亲相隐”对现代刑法中

容隐制度构建的借鉴

 

 

 

论文提要:“亲亲相隐”制度,是在我国古代“亲亲”“尊尊”的基本伦理原则之上所演变得来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是我国古代社会中法律与儒家思想相融合的产物,体现了法律对人类亲情伦理道德价值观的维护。该制度在我国古代社会中一直存续和发展了两千多年,甚至目前不少西方国家的立法中也存在着类似的规定,但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却被当作封建糟粕而被全盘抛弃。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刑事立法中不仅没有体现出对人类亲情伦理的维护,反而透露着“大义灭亲”的理念。我国刑法对窝藏包庇罪的规定,刑事诉讼法对任何公民作证义务、报案义务以及提交证据义务的规定,无一不体现出我国现行法律对人类亲情伦理的漠视以及对人们“大义灭亲”的要求。这不仅破坏了人类最基本、最真挚的情感,也破坏了家庭的和谐与安定,并潜存着导致社会动乱以及国家颠覆的可能。因此,本文对“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理论基础以及法制价值进行了分析,意在通过“亲亲相隐”的法律化,在我国刑法中构建一套符合维护家庭和谐稳定及我国具体国情的容隐制度。

 

 

主要创新观点:“亲亲相隐”法律制度体现着法律对人类亲情伦理的维护,有着维护家庭和谐、社会稳定的作用。在法律对人们“大义灭亲”的要求下,司法实践中出现了大量的具有亲密关系的亲属相互告发犯罪或因为亲属之间相互隐瞒犯罪而被判入狱的情形。本文立意于,运用历史分析以及比较分析的研究方法,对“亲亲相隐”原则进行了全面的分析研究,探讨了该原则在现代社会法律化的可行性以及必要性,从而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笔者对在我国刑法中构建容隐制度的一套具体建议:容隐行为是犯罪行为;容隐制度是一套量刑制度,根据行为人对不同罪行的犯罪嫌疑人采取的不同容隐行为应当对其采取免除、减轻或者从轻的量刑措施;容隐权的范围增加了“配偶式恋人”这一群体。

 

 

以下正文:

一、亲亲相隐”制度在中国历史上的立法沿革

“亲亲相隐”制度从其思想萌芽到其最终消亡大致经历了以下四个阶段:思想萌芽及发展、制度成熟及完备、制度消亡。

1. “亲亲相隐”法律思想的萌芽产生和发展

根据现今的历史资料来看,“亲亲相隐”思想的起源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在西周的周礼中,贯穿着“亲亲”“尊尊”两条基本原则。“亲亲”要求人们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尊尊”则要求人们上命下从,不得犯上作乱。《国语·周语》中记载: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年),卫大夫元咺将其君卫成公讼于当时的盟主晋文公处,周襄王反对晋文公受理此案,并提出了这样的理由:“夫君臣无狱,今元咺虽直,不可听也。君臣皆狱,父子将狱,是无上下也。”(1)此时周襄王就已经有了子不应该告父的观点。

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周礼中维持整个统治秩序的“亲亲”“尊尊”原则得到了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学说的接纳和继承。《论语·子路》中有如此记载:“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 (2)在孔子父子相隐的理论基础上,孟子也对此进行了论证,《孟子·尽心上》载:“桃应问曰:‘舜为天子,皋陶为士,警嫂杀人,则如之何?’孟子日:‘执之而己矣。’‘然则舜不禁与?’日:‘夫舜恶得而禁之?夫有所受之也。’‘然则舜如之何?’日:‘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展也。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新然,乐而忘天下。’”(3)在孟子看来,一国之君的父亲杀了人,作为一个国君是不应该对司法进行干涉的,但是作为父亲的儿子,舜可以放弃整个天下而选择与父亲一起逃走。孔子和孟子的观点为后世“亲亲相隐”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最为有力的理论基础。秦简《睡虎地秦简·法律问答》中有这样的规定:“子告父母,臣妾告主,非公室告,勿听。”这可以视为是“亲亲相隐”思想的首次法律化规定。

秦朝灭亡后,后世对其如此迅速灭亡的原因进行了总结,《汉书·刑法志》中如此说道:“至于秦始皇,兼吞六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4)秦朝过于严苛的法律,缺乏人性,导致其失去民心从而迅速的灭亡,之后的统治者们吸取了秦朝的这一教训,体会到了伦理道德的作用和重要性。

到了汉朝,董仲舒将“重德轻罚,德主刑辅”的儒家经典思想系统化于律法中,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法律理论,并提出了“春秋决狱”的法律思想。从此“亲亲相隐”不再是一种理论学说,它从此进入了实践层面被运用到了司法活动当中。董仲舒所著《春秋决事比》中记载了如下一个案例:“甲无子,拾道旁弃儿乙养之,以为子。及子长,有罪杀人,以状语甲,甲藏匿之。甲当何论?”对此,董仲舒作了如下回答:“甲无子,振活养之。虽非所生,谁与易之?传云:螟蛉有子,蜾蠃负之。春秋之义: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甲宜匿乙,而不当坐。”(5)对于养父隐匿犯了杀人罪的养子这样一个案例,董仲舒认为该隐匿行为是不应当受到法律制裁的。其这一观点对之后“亲亲相隐”思想的法律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汉宣帝四年,汉宣帝颁布了一道诏令如下:“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犹蒙死而存之,诚爱结于心,仁厚之至也。岂能违之哉!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忽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廷尉以闻。”(6)该诏令明确地从人类亲情本性这个角度阐述了体恤亲情的立法意图,并在规定了卑亲属首匿尊亲属在法律上具有正当性的同时,也规定了尊亲属隐匿卑亲属后被涉及到死罪的时候可以通过上请来减免其罪行。这标志着中国法律首次确立了“亲亲得相首匿”制度,并在原来单项的卑亲属隐匿尊亲属的基础上开始向双向的相互隐匿进行转变。

南北朝宋文帝时,侍中蔡廊提出了这样的建议:“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7)此建议得到了一致的认同,从此法律不再要求子孙对祖父母之罪作证。由此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已经认识到,社会生活中的人类亲情伦理对国家政治有着极大的影响,统治者也都对社会伦理道德予以了一定的重视。

2.“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成熟及完备

在汉代由儒家思想与法律相融合的产物——“亲亲得相首匿”制度也在隋唐时期得到了不断的发展并最终于唐朝达到成熟,确立了一套系统的、完备的“同居相为隐”制度。

唐律中的“亲亲相隐”制度规定得十分详尽。《唐律疏议·名律例》中首先确定了“亲亲相隐”的总则性规定:“诸同居,若大功以上亲及外祖父母、外孙,若孙之妇、夫之弟兄及兄弟妻,有罪为相隐。部曲、奴婢为主隐,皆忽论。即漏露其事,擿语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下相隐,凡人减三等。”(8)由此看来,只要是居住在一起的亲属都可以相互为隐,大功以上亲属即使没有居住在一起也可以相为隐,如果是小功以下的亲属相隐也可以根据亲属关系的远近减轻处罚。相隐的亲属范围从汉代的卑亲属为尊亲属隐发展到了凡同居皆可相互为隐,由此可以看出“亲亲相隐”制度在我国古代律法中的发展趋势以及历代统治者对其的重视程度。除了《名律例》中的总体性规定之外,唐律后面各篇中还围绕该总体原则进行了具体地规定:1.除了对犯罪的亲属进行隐匿外,对犯罪亲属的同案犯进行隐匿亦不坐。2.通报消息使犯罪的亲属得以逃亡的,不受处罚。3.不得告发尊亲属,卑幼告发祖父母、父母属于“不孝”重罪,将会被处以绞刑。4.“告缌麻小功卑幼,虽得实,杖八十。大功以上递减一等”,但是“告子孙、外孙及子孙之妇妾及己之妾者”(9)即使是诬告也不会受到处罚。5.“其于律得相容隐者”,审理案件的官员“不得令其为证”,否则该官员将会受到处罚。6.任何人不得抓捕与自己一同犯罪的亲属去投案自首,否则不但不能减轻其罪行,反而会因为告亲而被以告亲属法对其进行惩罚。7.任何人在帮助父祖逃脱囚禁后,不能因为惧怕受到惩罚而又将其父祖抓捕送官,否则将对其处以告父祖罪。8.为了抓捕与亲属行奸的其他人而导致亲属奸罪暴露的,不视为其对亲属奸罪的告发。9.在审讯过程中因受刑讯逼供而供出亲属罪行的,不违反“亲亲相隐”的规定,不以告亲罪名予以处罚。10.在《名律例》总则性规定的后面有这样一条规定:“若犯谋叛以上者,不用此律。”这是唐律对“亲亲相隐”适用的唯一禁止规定。

通过以上这些规定可以看出,唐律中“亲亲相隐”制度设计得十分周密,在《名律例》中有总体原则性规定,在后面各篇中也有相应的具体化规定,这些规定相互依存,使得“亲亲相隐”制度形成了一套内容详尽且便于实施的法律制度。


唐以后到明清,“亲亲相隐”的规定出现了略微的改动,容隐亲属的范围有了进一步的扩大,岳父、岳母以及女婿也都成为了能够相互容隐的亲属。

3.“亲亲相隐”法律制度的消亡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片面的强调法律的阶级性,为了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制度,没有采取科学的吸收改造的态度,而是将民国时期的六法全书以及其它一切法律制度全部予以废除。特别是在经历了十年文化大革命的社会动乱之后,片面的强调国家利益高于一切,“大义灭亲”的思想理念更是被作为一种法律观念被立法者予以吸收,从此“亲亲相隐”这一历经两千多年发展变化的重要法律制度就这样被当作封建社会的糟粕而退出了历史的舞台,在我国现代刑法体系中消失得无影无踪。

实体法即刑法规定:明知道对方是实施了犯罪行为的人,还向其提供用于隐藏的处所以及财物,帮助其进行逃匿或者提供虚假证明对其予以包庇的,应当被处以三年以下的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刑,情节严重的,将被处以三年以上到十年以下的有期徒刑。在我国刑法总则中,亦没有对犯罪行为人的“亲属”这一特殊主体作特别的规定,因此,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只要进行了窝藏包庇的行为,无论行为人与被窝藏包庇的犯罪行为人之间有着何种特殊的身份关系,无论行为人是出于何种人类情感的驱使,一律都将受到法律的制裁,亲人之间的相互容隐被法律予以明确的否定。

程序法即刑事诉讼法强调:任何公民都有着作证的义务。一是只要是知道案情的人,都有义务作证。二是只要发现有犯罪行为的发生,或者发现了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就有权利同时也有义务告知司法机关。三是无论是单位还是个人,在司法机关的要求下,都有义务向其提交与案件有关的证据。由此看来,亲属容隐不仅在我国实体法中被明确予以否定,在程序法中也是受到否定的。也就是说,无论与犯罪嫌疑人之间有着何种特殊利害关系,只要知道了案情,就有了举报和作证的义务,不得对犯罪行为人进行窝藏和包庇,否则就将受到法律的制裁。

二、“亲亲相隐”制度法制价值分析

中国政法大学人文学院副院长刘斌教授曾经提出过这样的观点:“法产生的前提和原因是人,法演变和发展的依据也是人,法的目的和法价值的取向也是由人性来决定的”。法律起源于人类的活动,是人类在各种活动过程中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所制定的能够得到人们普遍认可和遵守的规章制度。不论人类社会如何发展,法律制度如何演变,法是由人类制定的是人类活动的结果这一根本事实却是永远都不会变的。法能够存在的根本合理性以及其能够得到人们普遍认可及遵守的前提条件就是其必须符合人性,必须顺应和尊重大多数人所普遍认可的观念,不能够违背最基本的人性和伦理道德。而承载着人类亲属之爱的亲情,是人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最原始以及最纯真的情感,是出自于人性的,天经地义、自然天成的,是不可能随着时光的流逝以及社会时代的变迁而发生改变的。所以当法律制度与发自人类本性的情感发生冲突的时候,就只能是对法律进行修正。法律制度如果违背了其产生的基本前提——人性,那么人们必将对其进行抵制和规避,而该法律制度也就必将走向终结,正如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所说:“一切违背人的自然感情的法律的命运,就同一座直接横断河流的堤坝一样,或者被立即冲垮和淹没,或者被自己造成的漩涡所侵蚀,并逐渐地溃灭。”(10)

法作为一种由人类制定的,用于调整国家、社会以及个人之间的各种关系的社会规范,应当给亲情这一出于人类本性的情感留下一定的空间,不能对其采取一种漠视的态度,否则就将造成法律对人性的违背,从而引起人们对法律的抵制和规避。从这一理念来看,“亲亲相隐”的法学思想正是体现了法律对人类自然亲情的尊重,顺应了人性的正当发展。

(一)“亲亲相隐”制度的法制价值

1.“亲亲相隐”符合法的秩序价值

任何法律都服务于一定的秩序,法律所直接追求的以及其最基本的价值就是秩序。在以血缘为纽带,以宗法家族为社会建构基础的我国古代家国合一的社会中,孝悌之爱是各种仁爱的根源,要维护国的稳定发展,必然先得维护好家的安定和谐。如果强制亲人之间相互告发犯罪,禁止对犯罪的亲人进行隐匿,那么人类最原始的亲情将会受到破坏,从而直接导致家庭和谐的破裂。家庭的和谐是国家稳定的基础,一旦家庭和谐遭到的破坏,那么国家的稳定最终也将被彻底的毁坏。我国古代的“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在法律这一社会调控的主要手段中融入了人类最基本的伦理道德价值观,立足于维护人类本性这一基本点,通过对家族内部亲属关系的调整,使得人类亲属之爱这一本性得到有效地维护,而这也正是“亲亲相隐”制度能够在我国古代社会中存续以及发展几千年的原因之一。虽然我国现在已经结束了家国一体的古代社会,宗法家族制度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小家庭的社会生活模式,但是亲情是人类最基本的情感,亲属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亲密的关系,家庭是社会最基本的组成单元这一系列的事实却是不会有改变的。如果法律要求人们舍弃亲属之爱,强制亲人之间相互告发,就会造成家庭成员之间的相互猜疑和提防,亲人之间的亲情以及信任将会荡然无存,社会最基本的伦理道德观念无法得到维持,家庭的安定和谐受到破坏,最终将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亲亲相隐”制度虽然含有一些封建社会的糟粕,但是其中所体现出来的亲属之爱这一核心思想却是全人类所普遍认同和接受的,应该伴随人类社会的存在而存在的,能够有效维系家庭情感,维系亲属关系,维持家庭的和谐稳定从而维护社会稳定的,符合法律的秩序价值追求的永恒的思想。

2.“亲亲相隐”符合法的效益价值

法律的最终目的得以实现,其前提必须是法律能够得到有效实施,仅仅被制定出来而无法得到实施的法律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法律的实施必须追求效益,也就是说法律的实施必须追求以最少成本地投入产生最大的司法效果,这也是立法者和司法者不懈追求的法律效益价值。

现实生活中,与犯罪嫌疑人羁绊最深、关系最密切的就是与其共同生活的亲人,能够首先查知犯罪嫌疑人在进行犯罪活动后所表现出的一些不正常举动的无疑也是其共同生活的亲人,犯罪嫌疑人在实施犯罪行为之后受到司法机关缉捕而走投无路时唯一能投靠的无疑也只有其亲人。有了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帮助,国家司法权的有效行使就得到了最大程度的保障。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正是这种“大义灭亲”的法治理念的盛行和“亲属容隐”法律思想的缺失,导致了犯罪嫌疑人的亲属在法律和亲情之间面临着双重的拷问:一方面是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刑法的拷问;另一方面是出于亲情伦理道德价值观的良心的拷问,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苦不堪言。比起司法机关自行调查取证继而作出司法裁判,寻求犯罪嫌疑人亲属提供证据进而作出裁判将会多产生两个方面的成本:一个是伦理道德层面的精神成本;一个是辨别亲属提供的证据所花费的成本。而亲属容隐的法律思想则禁止了司法机关要求亲属作证的行为,避免了不必要的成本的浪费,也避免了司法裁判的有失公正或有损权威,符合了法律所追求的效益价值。

3. “亲亲相隐”符合法的人权价值

人权属于应有权利的范畴,是一种道德意义上的权利,是基于人的本性和本质,为了使人类能够真正掌握自己的命运而必然平等享有的权利。人权与法律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一方面,人权所体现出来的尊重人、关怀人的精神是判断法律是否良法的标准。法律是对社会进行调控的一种手段,如果法律本身不符合人类普遍认同的道德要求,不体现人类不懈追求的尊重人、关怀人的人权精神,不考虑人类最基本的需求,不反映最基本的人道主义内容,那么这种法律将是一种违反人性和道德的、无法得到人们普遍认可和遵守的法律,甚至这种法律本身就是一种造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人权指出了在法律制定和实施的过程中所应当坚持的最低限度的伦理道德标准,有利于法律的自我完善。另一方面,人权的实现又必须依靠法律的确认和维护。人权要得到实现,最为直接和有效的手段就是由法律对其予以确认和保护。如果人权失去了法律的保护,那么就只能停留在应有状态的道德层面上,即使受到侵害也无法寻求法律的救济。

“亲亲相隐”的法律原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人类在其生存以及生活中对家庭和谐、幸福的追求,是对人权精神的反应和认可,所以“亲亲相隐”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符合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宪法规定以及国际原则,有利于贯彻以人为本的法律思想,有助于促进我国人权保护的进一步发展。

三、我国现代刑法容隐制度的构建

我国“大义灭亲”式的法律规定忽略了出自人性的人类亲情伦常,破坏了人与人之间最为基本的亲情,从而破坏了家庭的和谐。因此,重拾我国古代法律中的“亲亲相隐”原则得到了大多数法学学者的认同。然而,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社会,与封建主义的宗法家族社会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在这种环境下重拾古代“亲亲相隐”制度,必须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构建一个能够维护家庭和谐及我国基本国情的容隐制度。

(一)明确容隐制度的法律性质

在古代, “亲亲相隐”原则也一直以义务的形式规定与法律之中,要求人们根据法律的规定而实施“亲亲相隐”的行为,一直是一种义务性规定。然而,纵观法的演变进程,法律已从义务性规定为本位转向权力性为本位,现代社会注重法律对人权的关注和尊重。因此,在以权利为法律本位的现代社会,要在我国刑法中构建的容隐制度就应当属于一种权利性的制度,称其为容隐权。


享有容隐权的人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实施了容隐行为,从其内在价值方面来看,其容隐行为顺应了人性的发展,符合人类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亲情伦理道德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维护国家社会安定的作用。但是从事实层面以及法律层面上来说,容隐行为确实妨碍了代表国家公权力的司法机关的司法活动;妨碍了刑法对犯罪人进行惩罚;妨碍了刑法功能目的的实现。任何人都应当对自己所实施的行为承担责任,既然容隐行为人为了容隐自己的亲人所采取的行动导致了一系列的妨碍后果,那么其必然应当对此承担一定责任。所以,笔者认为即使是由具有血缘关系的亲属或者是有亲密关系的人对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容隐行为,也应当同其他任何人所实施的妨害司法的行为一样属于犯罪行为,并且根据其所采取的不同的容隐行为而成立我国刑法中所规定的不同形式的妨害司法的罪名。但是在刑法中设置容隐权的基本目的就是对人类亲情伦理道德进行维护,让人们在面对自己的犯罪嫌疑人亲属时不至于陷入情感与法律的纠结中,能够顺应自己亲情的需要而对自己的犯罪嫌疑人亲属采取容隐行为以期望其能够免受法律的制裁。然而如上所述,容隐行为是一种应当予以定罪的行为,那么如果对其予以定罪并处罚就违背了容隐权设立的基本目的,容隐权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而,笔者认为对容隐行为最为合适的界定应该是定罪免罚,或者是在特殊情况下的定罪减罚。这样既保证了容隐行为人对其行为承担后果,也维护了行为人与犯罪嫌疑人的亲属之间的深厚的情感。

综上所述,在我国刑法中设立的容隐制度应当是一种权利制度,而该容隐制度中的容隐行为应当属于犯罪行为,但是应当对该容隐行为采取定罪免刑或者是定罪减刑的量刑措施。例如,对容隐行为进行定罪量刑的时候,也可以适用刑法“但书”规定,在其情节显著轻微,带来的危害不大的时候,根据“但书”的规定,不视其为犯罪。

(二)明确容隐制度的具体内容

1.确定容隐权的实施主体

 “亲亲相隐”原则从其理论萌芽到制度的确立,从制度的成熟完备直到其最终消失于新中国成立,其相为隐的亲属范围一直呈现一种逐渐扩大化的趋势。在其萌芽阶段,可以相为隐的主体范围是父子;到其确立阶段,主体范围包括了父母、子女、配偶、祖父母、孙子女;至唐朝,形成了“亲亲相隐”原则的最为完备与成熟的“同居相为隐”制度(11),无论是否统一户籍,都成为了其相为隐的主体范围;到明清时期,妻子的父母、女婿也成为了可以相为隐的亲属。这些主体范围的确定都是建立于封建主义宗法家族社会模式的前提下。然而,当今社会已经不再是宗族家长制的封建社会,小家庭生活的社会模式取代了宗法大家族的社会模式,因此古法中以大家族被背景的相隐主体范围并不完全适合当今社会。 

我国的现行刑事立法中将“近亲属”的范围规定为: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配偶是与自己共同生活、相伴一生并共同孕育下一代的人;父母是对自己有生育之恩的人;子女是自己与配偶共同孕育的自己血脉的延续;兄弟姐妹是世界上唯一与自己有着相同血脉的人。他们生活在同一个家庭中,有着最密切的联系,最真诚的信任以及最深厚的感情。因此,配偶、父母、子女以及兄弟姐妹毫无疑问地应当成为容隐权的主体。至于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由于我国大量“四二一”的家庭模式以及老龄化严重的具体国情,鉴于祖孙亲情,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也应该被确定为容隐权的主体。将配偶、父母(包括养父母、继父母)、子女(养子女、继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这些相互之间存在着深厚亲情的人群纳入“亲亲相隐”制度的主体范围之中是符合我国具体国情,能够被社会大众所普遍接受的。


此外,我国现代社会提倡婚姻自由,自由婚姻的前提自然就是男女双方的自由恋爱。恋人双方以建立家庭为目标而相处,他们之间有着接近于配偶的亲密关系以及深厚的情感,相互之间有着不同一般关系的信任。因此,将恋人纳入容隐权的主体范围是基于我国当前社会现状而具有必然性的选择。但是,仅仅指明“恋人”这一身份似乎过于笼统,总体来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以作为配偶成立家庭为目标的恋人;另一类是不以成立家庭为目标的“男女朋友”。因此为方便办案机关查明事实,应当纳入容隐主体范围的恋人指的就是前一类的恋人,即“配偶式恋人”。

综上所述,根据我国具体国情以及司法实践的具体情况,在我国刑法中构建的容隐制度其主体范围应当包括以下人群:配偶、父母(包括养父母、继父母)、子女(养子女、继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以及配偶式恋人。

2.统一容隐权的适用对象

容隐权的制度设计其实是以容隐权人对犯罪嫌疑人进行容隐从而妨碍了司法活动这一小的利益损失换取了对人类普遍认可和接受的亲情伦理的维护、对家庭和谐安定的维护以及对国家和社会安全稳定的维护的利益取舍,其核心价值追求是维护人类亲情伦理道德以及维护国家社会的安全稳定。但是并非对所有犯罪进行容隐都能够体现出容隐权的核心价值追求,唐律中就规定了犯有谋反、谋大逆、谋叛以上罪行的不得相隐,所以在我国目前社会状况下设立容隐权也应该存在着适用的例外。


从维护人类亲情伦理道德方面来看,当犯罪嫌疑人所实施的犯罪行为本身就是对前述主体间情感的违背以及破坏,那么对其进行容隐则有悖于容隐权设立的核心价值追求,所以对违背人类亲情伦理道德,破坏家庭和谐安定的犯罪不应该适用容隐权。例如亲属之间的虐待、遗弃罪;由于家庭暴力导致的故意伤害罪等。

从维护国家社会安全稳定方面来看,当犯罪嫌疑人实施了危害国家安全的犯罪,因其行为本身违背了容隐权所追求的最终价值目标,违背了容隐权舍小求大的利益选择。如果对这一类犯罪允许容隐,虽然在一定程度上维护了出自人类本性的亲情伦理道德,但是却对整个国家和社会的安全和稳定造成了危害。鉴于对国家整体安全和稳定的维护,危害国家安全类的犯罪也不应当适用容隐权。

除了上述两类犯罪之外,容隐权应当适用于其他所有的犯罪类型。然而并非对所有适用范围内的犯罪进行容隐都会得到免除刑罚的后果,在特定情况下也可能导致从轻或者减轻而不免除刑罚的后果。公民的人身权利是一个人所拥有的最基本的权利,对其它任何权利的维护都不应当以侵害他人人身权利为代价,然而容隐权的行使却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对他人人身权利地侵害。因此,为了平衡容隐权和公民人身权利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对侵害公民身体健康以及生命的犯罪(如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奸、抢劫等犯罪)进行容隐是应当受到刑事处罚的,但是鉴于容隐行为的出发点以及对人类亲情伦理道德的尊重和维护,应当减轻其处罚。

3.限定容隐权的行使方式

行使容隐权自然就意味着容隐权人为了使自己的犯罪嫌疑人亲人免受刑事制裁而采取了一定的行为。“容隐”从其字面上来看指的就是容纳、藏匿的意思。容纳、藏匿的行为是为犯罪嫌疑人提供一定的财物和住址将其予以藏匿,不对其进行举报,不将其交与司法机关,不为其所犯罪行提供有罪证明等行为。这些行为往往都是一些消极、不主动的行为,并不主动对司法活动进行对抗而只是消极地进行逃避。且这些藏匿行为都是出自于人类最原始的情感以及最原始的冲动,自然是能够得到社会公众的理解和接受的。此外,容纳藏匿行为并不同于积极地采取行动提供虚假证明,以各种方式阻止他人作证或指使他人作伪证等行为。这些行为是积极地和司法活动进行正面对抗的行为,在某种意义上来看,行为人似乎可以视为犯罪嫌疑人的事后共犯,和犯罪嫌疑人一起实施犯罪行为的事后收尾行为。这种积极行为的司法妨碍性远大于消极地藏匿,但是鉴于行为人的所作所为皆出自于人类亲情的维系,所以这类行为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够得到一定的理解。

因此,根据容隐权人行使容隐权所采取的不同行为手段,应对其采取不同的处罚措施。对于采取不举报、不作证、为犯罪嫌疑人提供财物和住所让其隐藏之类消极的容隐行为的容隐行为人,对其免除处罚;对于采取做假证,阻止他人作证,指使他人作假证之类积极的容隐行为的容隐行为人,减轻其处罚。


结束语

容隐权制度是一套在对容隐行为人定罪之后对其予以减轻或免除处罚的量刑制度。该制度的主体范围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养父母、养子女、配偶式恋人。该制度的适用范围包括: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类的犯罪和违背人类亲情伦理道德,破坏家庭和谐安定的犯罪之外的任何犯罪。该制度的量刑措施包括:除以下特殊情况外,都应当免除刑罚,1.容隐对公民人身健康和生命所实施的犯罪行为的,应当减轻其刑罚;2.采取作伪证、阻止他人作证、指使他人作伪证等积极手段进行容隐的,应当减轻其刑法;3.同时符合前面两条特殊情况的,应当从轻处罚。



(1) 上海师范大学古籍整理组校点:《国语·周语》,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59页。

(2) 张燕婴译注:《论语·子路》,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195页。

(3) 万丽华、蓝旭译注:《孟子·尽心》,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第308页。

(4) 《汉书·刑法志》。

(5) 刘泽华:《中国政治思想史》,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152页。

(6) 《汉书·宣帝纪》。

(7) 《宋书·蔡廊传》。

(8) 《唐律疏议·名律例》。

(9) 《唐律疏议·斗讼》。

(10) []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黄风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3年版,第30页。

(11) “同居”即居住在一起拥有共同财产的人。